在中小企业、服务业集中就业的农民工、外来人口，面临着复工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困境。

这两天，办公楼下通往食堂的小门又关了，早晚吃饭又得从前门绕一大圈。旁边的城中村村口，人流、车流的队伍又拉长了，喇叭更是从早喊到晚，“进入本村，请出示穗康码、身份证”。疫情形势不是积极向好了吗?怎么貌似又严阵以待了?领导说，境外输入风险惹的祸。看来，近期政府所强调的，“还不到放松的时候”，“不得有半点儿松懈”，这不是说说的。

没有疫苗这个定心丸，民众对疫情的恐惧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消除。在这种心理支配下，民众尽量避免外出。我们看到，但凡人群集聚、空间密闭的地方，人流量都不如往常。几乎所有城市的交通状况，都没有回到正常水平，北京地铁客流量仅回到正常水平的25%。如果大家连地铁、公交都不太愿意坐，怎么可能去聚餐、唱K、看电影?所以，海底捞、西贝涨价“一日游”是必然的。

现在，“关联输入”压力越来越大，“疫情就是责任”的严厉考核下，对各级基层政府而言，拿严格隔离和检查，对付“零星新增”，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由此，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就比较受伤了，复工率、复岗率比较低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，3月初的服务业复工程度，只达到1/3;以过去两周的复工进展来看，目前估计也不会超过一半。

我们要保就业，就得激活内需。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，毛细血管一样密布在城市大小街巷的服务行业，它们不像地产或基建项目，创造不了巨大的产值，但却是就业最大的容纳器，也是内需最大的洼地。政府严监管、市民不出门，伤害最深的，就是中小企业、服务行业。特别是，在中小企业、服务业集中就业的农民工、外来人口，面临着复工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困境。

截至2019年，我国农民工总量2.9亿，其中外出农民工1.7亿人，跨省流动农民工7500万。近日举行的国新办例行吹风会上，人社部介绍：“相对来说，农民工就业的竞争能力弱，职业转换难度大，超过一半的人从事第三产业，受疫情冲击最大、最直接。”截至3月22日，人社部门已通过组织专车、专列、包机等方式，累计“点对点”运送农民工超过469万人。

客观讲，“点对点”的是少数，是幸运儿，零散返岗的外来人群占大多数，他们密集在工厂、家政、物流、零售、餐饮、环卫、保安等企业或服务性行业。处于治理末梢的他们，复工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卡壳很突出，比如“健康码”互认、劳动关系和租房接续，层层加码或标准不一的检查，个人信息不全导致监管歧视，14天的隔离成本等，经济负担大、心理煎熬。

当下，很多城市都在投放消费券，希望市民去下馆子、逛超市。笔者认为，农民工等外来人群，他们的消费欲望最强烈、潜力也最大，但受疫情的冲击最大，现金流也是最紧张的。当下，多数城市的财力不怎么充足，要把财政的钱用到刀刃上，就应该精准投放，给农民工等外来人群发放消费券、租房券，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对生活的额外影响，在就业地彻底安顿下来。

当他们在城市的吃饭问题、租房问题、应对疫情检查、正常上下班等问题，统统解决了，就业和内需最薄弱的环节，也就慢慢修复了，全社会复工的“最后一公里”也就打通了。其实，服务行业也好，中小企业也好，对国民经济而言，它们多数是产业链的出口和下游，商品销售和服务配套，都得靠他们。他们能顺利复工，上游制造业等产业也就循环起来了。

(作者系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)